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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

五、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视发展为改革的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进行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与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将经济绩效的改善和民众福利的改进作为改革得失成败的评判标准。在围绕经济发展进行改革的同时,还不断拓展与深化“发展”的内涵,并以此推动改革不断向纵深前行。
  1. 改革以“三个有利于”为评判标准
  在经济体制改革这场历史性变革中,以什么作为衡量和判断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关系重大。改革初期,邓小平就反复提出和强调了“生产力标准”。早在1978年9月,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1994,第128页)随后,“生产力标准”被写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1992年春天,邓小平 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1993,第372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不仅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且把它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等有机结合起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并强调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第一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基础;第二条“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第一条的自然延伸和逻辑的必然结果;第三条“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第一、第二条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实践表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分析和把握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的重要标尺,它在促进思想大解放、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始终以经济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进行改革
  改革以发展为目的,这里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等所有发展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1993,第265、377页)。进入21世纪后,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也都一再强调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革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扫除了障碍。30年来,围绕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着力在基本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资源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地区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蓬勃生机,开辟了广阔空间。
  3. 不断拓展与深化“发展”的内涵,相应丰富改革的内容
  改革以发展为目的,这里“发展”的内涵是随着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拓展与深化的。
  从国际上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演进看,可以找到这样一条线索:
  (1)经济增长论。“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最初主要关注的是落后国家如何才能追赶发达国家,因此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但实践中“无发展的增长”却表明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学者克劳尔(Clower, 1966)曾以“无发展的增长”为主题,发表了他对利比里亚经济研究的论著。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曾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①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②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扩大公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未能扩大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③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甚至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④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的破坏,导致本土文化的危机以及民族冲突的发生;⑤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
续性。
  (2)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理论。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发展理论增加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认为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英国学者辛格(Singer, 1965)强调应更重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美国学者阿德尔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 1967)提出应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英国学者西尔斯(Seers, 1969)强调发展的目的应是减少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 1970)主张,发展应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并建立了由16个核心要素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美国学者托达罗(Todaro, 1977)提出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与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3)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发展理论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将“协调”的理念扩展到代际之间。美国学者梅多斯等人(Meadows et al., 1972)曾表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观点。美国学者布朗(Brown, 1981)进一步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4)人本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伦理原则被逐步纳入发展的视野,发展理论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把发展的焦点由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古雷特(Goulet, 1971)就提出发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要素应包括三个方面,即生存,指满足人类基本的生活需要;自尊,指自重和独立性,消除被支配和依附的感觉;自由,指摆脱贫困、无知和卑贱这三种罪恶,使人们具备更大的能力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学者佩鲁(Perroux, 1983)提出新发展观,强调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并坚持认为,应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学者森(Sen, 1999)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所谓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指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里的真实自由,就是能过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可行能力”。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主要是指五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经济自由(经济条件)、社会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自由(透明性保证)、防护性自由(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
  由上观之,在国际上,60余年来,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中国国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对外延型和内涵型、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进行过讨论;80年代,这一讨论又掀高潮。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进入新世纪,“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提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理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为科学发展观。2007年党的十七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同时把12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应地,党的十七大对改革也提出了新任务,即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基于国际上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演进,同时根据国内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中国已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走上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和人自身全面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道路,并相应地不断丰富着改革的内容。

六、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作改革的保证

  改革必须有稳定的环境作为保证,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如果政局混乱、经济动荡、社会不安,那么,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30年来,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强调稳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注重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避免了一些国家所遭遇的转轨型政治、社会震荡和经济衰退。
  1. 注重保持政治稳定
  在所有稳定中,最关键的是政治稳定。30年来,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推进整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保持了政治稳定。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1)政治路线保持稳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2)领导核心保持稳定。顺利实现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中央领导集体是能够担当历史重任和时代使命、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深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坚强领导核心。(3)基本政策保持稳定。保持诸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重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注重保持经济稳定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引发经济剧烈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我们强调改革和发展要稳中求进;同时,在不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过程中,也注意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由此,通过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呈现出这样一种新态势:经济增长率的峰位理性地降低(从改革开放前的高达20%左右,降到改革开放后的10%左右)、谷位显著地上升(从改革开放前的低谷年份经常是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后的低谷年份均为正增长)、波幅趋于缩小,也就是呈现出经济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
  3. 注重保持社会稳定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并寻求再平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改变原有体制运行和利益分配的常态秩序;另一方面,新因素的渗入又引发乃至加剧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无论是常态秩序的改变,还是两种体制矛盾的存在,都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上的差距趋于扩大,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有关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连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城镇内部业已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为了在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我们十分注重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3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综合考虑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恰当选择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对实施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措施,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相机出台。二是突出重点,避免由多项改革措施同时并进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和连锁效应超过社会的可承受能力。三是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安全网。四是建立改革中利益补偿机制,包括对传统体制下利益受到挤压部分的补偿,以及体制转轨中利益受到侵蚀部分的补偿。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财富创造方面的体制与机制创新,以及某些差别待遇政策,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行发展和致富,使改革首先在局部领域获得多数支持,保持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之后通过业已形成的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带动、辐射、反哺机制,以及依托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所进行的政府转移支付和对受损者的适当补偿、保护,使更多地区和更多人从改革中获益或免受损失,以确保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使所有人“从改革中获得一份好处”或“至少不比改革前的情况差”)和“一极化”趋势(使所有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由此进一步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获得更大的改革动力。五是积极应对改革中的心理感知和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所谓心理感知问题,是指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利益损失在群体和时间的分布上是相对集中的,容易被感知;而改革的收益在社会成员中和时间维度上是广泛分布的,不易被察觉;同时,个体对自身福利状况的改变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倾向,即对利益损失的厌恶超过对改革收益的正面评价。所谓社会公平偏好问题,是指个体对公平分配的偏好特点,即对于某些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即使自己从改革中受益,也可能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收益分配上具有话语决定权的强势群体不合理地占有了更多的收益。这样,对现有收入分配不满的群体往往形成对改革的负面评价。对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确保改革的整体福利改进性质,尽可能保障国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或利益免受损失,从而共享改革的收益;与此同时,通过保持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尽可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潜在收益;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特别是直接和可感知的再分配手段,努力矫正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不平衡。由此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

七、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进行的。开放不仅是改革的内源性要求,而且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时,开放的拓展和深化,也需要改革给予制度支撑。基于此,30年来,中国注重将国内市场化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使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市场化与国际化相互推动。
  1. 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就是对过去闭关自守的否定,是对封闭起来、以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方式的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是改革在空间范围上的拓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第252-255页)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闭关自守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1993,第64页)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30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做出了具体部署。一是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四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五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六是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七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八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九是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2. 对外开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在过去30年中,不仅推行由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内生性”改革,而且还借助外部力量,也就是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这主要是用引进的市场经济洪流冲击僵化的传统体制,通过开放加快推进国内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标志着由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的新阶段,促使经济体制按照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竞争要求的共同游戏规则,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从而进一步锁定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由此走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无论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构建,还是微观主体在国际示范效应和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调整,抑或在国际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下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都是从全球视野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对外开放有助于“倒逼”和加快改革的进程,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从本质上说,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既有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触动旧体制下形成的权力、利益关系格局,因而会遭遇思想上的各种障碍。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人们会明显感受到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之间的巨大落差。这就会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旧经济体制的弊端,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增强改革的自觉性。
作者:lihai123     2011/2/12 17:56:14     打印   回复   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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