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研讨与练习三：举出历史上几个比较有名的“士”，在班上讲讲“士”的故事
(三)士民、士庶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治齐，实行四民分居定业，四民即士、农、工、商。《谷梁传》成公元年也有四民之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但分而言之，士与民是有差别的，属于不同等次。士与民的分野在战国的记载中仍不乏其例，如《荀子·臣道》云："民亲之，士信之。"《管子·五辅》讲："善为政者……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这里把士民与庶人分为两组人，前者指战士，尚武勇；后者则以耕耘为业。不过在战国，"士民"和"士庶人"又成为两个普遍流行的概念。在一些旧注中，常把士民、士庶人分为士与民，士与庶人。这种分法不无道理，但从大量记载看，士民、士庶人已成为固定词组。社会上存在着一部分人既是士，又是民。《孟子·离娄上》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管子·大匡》载："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从这些记载可见士庶人已被视为同一层次。
士民的主要事业是耕与战，《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韩非子·初见秦》记赵长平之战，秦"悉其士民于长平之下"。《墨子·辞过》云："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文中士民与百姓实为一指，皆从事耕战。士民是国家居民中的大多数，故《荀子·致士》概括："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士民、士庶人两个概念的流行，反映了士与民的交融。在社会的变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士下降到与民地位无异的境况，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匹夫之士"。
(四)士君子与学和道义的关系
士大夫是士的高层和步入仕途的士；士民是士的下层，与民的地位混同或相差无几。在上、下层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次，这部分士上不及官，下不为民，以学和倡导道义为己任。儒家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多。子路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 孔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这些论述对士的基本规定可概括如下：第一，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第二，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第三，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孟子对士的要求与孔子大致相同。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修身》讲："好法而行，士也。"这里的法指礼法。荀子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其他诸子也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
士君子是表示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在《墨子》中，士君子有两种含义，其一，指中下级官吏，如《墨子·尚同中》所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其二，指知识分子。《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到了荀子手中，士君子完全变成了表示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一种称呼。《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高于士，不及"明君子"。《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总上所述，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这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社会活动中又无所不在，无所不需。士正凭借这些无形的东西才能游于社会各个角落。
三、士的来源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
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 。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 。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韩非出自"韩之诸公子" 。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有四十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 。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 。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士是上与下的交会处。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四、士在政治中的作用与仕途
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上的矛盾重重。在应付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实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实力必须依赖于人的智慧。于是，人的智能和才干便受到特殊重视。《管子·霸言》说："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这里的"神圣"、"明圣"、"大圣"是对聪明才智的最高级称谓，属于认识范畴，与神秘主义无关。在作者看来，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谋略是否得当。文中在讲到战争时又说："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夫强之国，必先争谋。"《管子·制分》说："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作者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战国策·秦策一》讲苏秦合纵之策得用之时，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不敢出关东向，由此作者论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这里所谈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讲这些人的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战国策·秦策三》又载："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王忧。由此足见智谋的威力。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这里所论不是士人的权力和手中的物质力量，而是讲这些士人的智谋足以使拥有实力的君主们胆战心惊。
《韩非子·难二》记载赵简子一句话："与吾得革车千乘，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烛过是赵简子贴身谋士。在赵简子看来，烛过的计谋比千军万马还有力量。《论衡·效力》篇载："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说明智能计谋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智能在事态的发展中不仅起着指挥作用，而且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
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从认识论的一般道理来讲，社会实践无疑是智能的基础，但是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求智能，而智能主要蕴藏在士这个阶层。正如《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于是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
尊士主要是能够清楚地看待和处理权势与知识、智能的关系。在战国时期，有些有眼光的君主和权贵，他们不以权势骄人，主动或自觉地与士人交朋友，拜士人为师，待以上宾。不管这些人的动机和目的如何，他们的行动造成了尊士的空气。具体而言，尊士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礼贤下士。魏文侯是礼贤下士的典范。《吕氏春秋·期贤》载："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魏文侯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处理权势、财富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魏文侯不但不恃权、恃富鄙视一个穷知识分子，相反，路过段干木的家门都要扶轼，施以注目礼。这一举动在整个魏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些君主为了获得智谋，对士人免去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如秦王对范睢，"敬执宾主之礼" 。邹衍"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 。魏公子平原君无忌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士的典型。虽然当时能得到免去君臣礼待遇的只有少数有名望的士人，但这种行动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以师相待。有些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如"魏文侯师子夏、田子方" 。齐宣王拜颜鉫为师。孟子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在谋略、道德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君主应该到臣子门上讨教。《孟子·万章下》记载一段鲁缪公与子思的故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这里也是讲，以权势论，士人与君主为君臣关系；以德行而论，君主应以士为师。鲁缪公与士人交朋友，在孟子看来是属于对士人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吕氏春秋·劝学》讲："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君主尊士为师的举动和以士为师的理论，反映了一部分士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第三，平等以待。齐孟尝君是一位典型人物，《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有一次，"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战国策·齐策四》载：孟尝君好士，"饮食、衣服与之共"。
由于社会上形成了尊士之风，一些士常常高傲自处，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其中心论点是：朝代的更替和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策、谋略之得失，而政策、谋略主要出于士。由此而得出士贵于君的结论。这一论点使齐宣王折服。在这种气氛下，有些名士凭借其知识、道德敢于藐视君主。孟子公开批评魏惠王："不仁哉，梁惠王也。" 孟子还宣传："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 齐高士王斗见齐宣王时公然声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宣王为了获得好士之名，"因趋而迎之于门" 。
为了把智能人物吸引到自己周围，君主和权贵开展了争取士人的活动。争士的方式很多，要之，不外官、爵、禄、奖、养。官、爵、禄在一般情况下是三位一体的。墨子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必且富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又说："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授予爵位、蓄禄、政令是招纳贤士的"三本" 。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荀子·王制》中反复讲："好士"的基本手段是"富士"。齐国设稷下学宫，招纳天下之士，给予优厚的待遇。齐宣王对七十多位有名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 。孟子也很阔气，"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还曾许孟子如下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 。燕昭王为了招纳天下之士，"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管子·山权数》提出对士人要给予褒奖，如奖给田宅，"树表置高"(如同后世立牌坊之类)。
养士是当时争士的一种手段，这里需要再说几句。
养士之风起于春秋，战国发展到登峰造极。所养之士又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等。赵简主、魏文侯、齐缗王、齐宣王、燕昭王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养士的数目成百上千。除诸侯之外，高官贵人也普遍养士，四公子是其荦荦大者，每人养士数千人。秦国的吕不韦养士也多达三千人。《管子·任法》载："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翦公财以禄私士。"《韩非子·八奸》讲："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商君书·境内》载，秦国官吏享有税邑六百家者，就可以"受客"，即养士。
所养之士，有的任智囊，有的为武卒，有的当待卫。养士之多少，与其势力大小成正比。孟尝君"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景鲤谓薛公曰："君之所以重于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齐权也。" 《墨子·尚贤上》："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总之，养士出于争斗和竞争的需要。
上层统治者需要士，而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范睢把问题点得很清楚，士追求的就是"欲富贵耳" 。荀子也说得很透彻，士出仕"所以取田邑也" 。又说："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 荀子批评的这种现象，从大量的有关记载看，确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位是有限的，而求仕者远多于为官者，于是出现了在位与在野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