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伟人晚年悲剧结局原因初探”写作辅导与学生习作例文
【参考资料】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原标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２０周年”
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３２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２０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重温《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
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发动的原因，《历史问题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这个期间（指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历史问题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革”的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论述过。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然而，近年来，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却出现了一些与《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理论相悖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也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揪斗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的人把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已被《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的左的东西视为法宝，露骨地说，现在需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洞察秋毫的。上述有的人对“文革”的看法，自然是遇到机会就“翻腾”，这种“翻腾”，表面看来是“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但实质上是从“左”的方面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干扰。
因此，为了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在《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下，将那些已沉入记忆深处的惨痛的历史图像进行回放。 “文革”中毛泽东的悲剧
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三个月前说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当时他对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自省和忧虑。
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晚年的毛泽东曾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这样去了。（胡乔木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同《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的谈话，转引自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这位世纪的伟人在晚年之所以如此地悲观，是因为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已经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悖了。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革”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当然，他在临终的自省中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问题决议》）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问题决议》）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真诚的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１０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革”中的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何以要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呢？“文革”问题研究专家席宣对此有正确的论述：“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一个领袖提出了推行了错误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也遭到一些负责人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是，领袖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力排众议，要‘反潮流’。当他要继续推行错误方针时，就不能不更加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崇拜确实是需要的，而且能够多一点才好。”（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革”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文革”期间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的表现。“文革”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造反夺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这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这种全民学习的结局固然令人叹惜，但给毛泽东涂抹上悲剧色彩的还是在中央高层。１９７６年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文革”如此没有信心，以他的雄才大略，自然是看出了这种个人崇拜并不能永远真正统一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毛的情绪一直是沮丧的。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被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可结果呢，却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毛泽东对其后政局发出了无奈的“天知道”的感慨，自然是他晚期造成的一种历史悲剧。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文革”，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身上的悲剧，也给整个国家和民族抹上了悲剧色彩：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很值得后人三思，当然更值得那些至今仍对“文革”持某种肯定态度的人三思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这是“文革”中有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并于当月１５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的８月１日，亦即１９６６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个被毛泽东认可的社论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也响彻全国。伴随着这一口号，农场、学校、干校等都贴上了“五·七”的标签，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
“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提出这一指导思想的依据，则是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分歧。这个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怎样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一直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应当说，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自１９５８年以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构想，盲目地希望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这就不对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一律斥为“右倾”，并冒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就造成了更大的错误。随后而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宣告了这一构想的失败。此后，党中央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但对“大跃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并没有放弃，这就造成了他与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
在大跃进刚刚开始时，刘少奇等人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在１９６１年刘少奇接触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后，认识便有了改变。所以，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他认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自然有与毛唱反调的意思。所以，毛泽东不但不会接受刘少奇的看法，反而认为他犯了右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