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第17课 毛泽东思想 教案
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1、表现：
（1）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全党提出新的目标：
●内容：①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重心转移）
②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胜利方针）
③规定革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基本政策）
④规定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两个转变）
【备课资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是指1949年3月5日到1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全会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即战斗的方式，和平改编国民党军为人民解放军的方法，和暂时让其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改编的方法。全会指出：在新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全会还号召全军在保持“战斗队”的前提下，应迅速加强“工作队”的作用。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中国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
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意义：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
（2）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
●内容：规定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著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了本文。本文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论证了新政权的实质和历史任务。关于国家的性质，文章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关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文章认为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因为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只能联合，不能依靠，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文章认为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文章认为应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意义：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
（3）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重要报告，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内容简介：
《论十大关系》：1956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十大关系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分清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其基本内容是：第一，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的会的基本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产生的，他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势，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的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通过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而向前发展的。第二，明确提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存在，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量的、普遍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性质不同，处理得方式也应该不同。一般说来，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应该用专政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具体方针，即：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第四，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大量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其目的在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思想，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成果。它以完整的理论形式，独创性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些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4）毛泽东思想的其它方面：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方面，也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特点：
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③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3、影响：
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②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理论先导。
③毛泽东思想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合作探究】如何正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无论他所进行的革命事业还是他所提出的革命理论，既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发生着巨大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都是在他的思想哺育、教导、熏陶下成长的。他开创了一代学风、一代文风，至今我们常用的许多科学的政治语言都是由他倡导开来的。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那么巨大的历史功勋，尽管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要对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评价，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大家都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只能搞“两个凡是”，不能承认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种是认为，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就成为问题了。邓小平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同时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为此，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他说：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历史决议》就是抱着这样崇敬的心情和审慎的态度，努力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方面同错误的方面区别开来，使我们党对他的评价成为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
首先，既充分地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又严肃地指出他的历史错误。《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历史决议》从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发展的历史同他的革命活动的密切关系上，论列了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同时也论列了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所犯的错误。既没有因为他的巨大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也没有因为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低估或抹煞他的巨大功绩。《历史决议》说毛泽东的功大于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第一，功与过的份量大小不一样。就拿他领导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绩来说，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使新中国倒退到旧中国。第二，功与过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毛泽东从开辟井冈山道路以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代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前40年被公认为立了大功，在最后10年犯了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第三，功与过的历史影响不一样。他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地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至于他晚年错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陆续纠正，而且还是根据或通过发展他过去倡导的正确思想来纠正的。因此，《历史决议》说“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绝非夸张之词。
第二，明确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划清界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忽视或掩盖其错误的严重性是不应该的，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错误。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孽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同样会由混淆是非而导致混淆敌我。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目的不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毁灭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党。第二，活动不同。毛泽东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但其间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等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则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他们的罪孽与毛泽东的错误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第三，指出错误的责任，但着重于对所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的分析。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应承担主要责任，这在《历史决议》中是明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既不能简单地仅仅以归咎于谁的责任了事，也不能仅仅以个人的品质特点来说明，而应着重于分析历史环境。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毛泽东的这番话，当时是告诫别人的，现在对于他自己也应当取这种态度。《历史决议》根据这个精神，不仅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观因素(比如骄傲情绪的滋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分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错误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国内原因主要是指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矛盾，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他的错误在于对这些问题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不应该采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背景，主要是指苏联领导人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端扩大到两国在政治上的对抗，迫使我们在国际上不得不进行反修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把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和党内范围，并把它同党内的意见分歧混为一谈。他犯错误的理论认识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套错误理论，而他本人还把这当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为保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他犯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是指我们国家漫长的封建历史、专制主义的遗毒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使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这就成了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滋长的土壤，“文化大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也就很难加以制止了。
第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把这一科学理论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加以区别。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历史决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结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今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历史决议》论列的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只是要坚持这些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正确的原则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五，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论点，曾被概括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历史决议》既分析了它的谬误，也指出了它在实践上的危害。这个“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必须坚决摒弃。由于这个“理论”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即专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这个术语也不宜继续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基于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革命，但是他本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那种革命进取精神，还是不应当否定的。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概念，也不等于不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仅目前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行艰巨的革命斗争，而且将来也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理想而进行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这都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历史决议》明确地把这两者加以严格区别，指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这是我们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庄重宣言。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对其错误坚决地加以剔除，对其正确的东西热情地加以保护，从而既科学地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又正确地维护了他的光辉形象。《历史决议》的这种分析，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党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