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学案、教案与反思，说课与实录
一、《社戏》相关资料摘录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
“社戏却并不在平桥村举行，乃就在赵庄，这是离平桥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平桥村原名安桥头（鲁迅外祖母家在安桥头，《社戏》里的平桥村，即隐喻安桥头引者注），赵庄则原是外赵和里赵两个小村，在安桥头的东首并排着，有一年曾往里赵去看过戏，沿着河的北岸走去不过一里路就是，河身很窄，又是个娄（不通行的水路），船用不着，大家只是站在稻地上看罢了。上节引用本文说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这乃是一般的情形，大抵要在较大地方如此。”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地方戏的范围很广，这里根据《社戏》里所讲的，只是说绍兴戏而已。绍兴戏的特色是说白全用本地口音，也不呀呀的把一个字的韵母拼命的拉长了老唱，所以一般妇老都能了解，其次是公开演唱，戏台搭在旷野上或河边，自由观看。……戏台底下挤来挤去都很自由，台如临河，更可以坐了船看，早来在前，迟到的自然只好泊得远一点了”。
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她的父亲号晴轩，是个举人，曾在户部当主事，因病辞职回家，于光绪甲申年去世。她有两个姊姊，一个哥哥，号情堂，一个兄弟，号寄湘，都是秀才，大约在民国前后也都故去了。她生于清咸丰七年即一八五七年，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在北京去世，年八十六岁。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大了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
摘自《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
鲁迅的外婆家
“鲁迅的外婆家在安桥头，便是如此，朝南临河开门，门斗左右是杂屋。明堂东为客室，西为厨房，中房后面照例是退堂，两旁前后各两间，作为卧房。退堂北面有一块园地，三面是篱笆”。
“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规模狭小，连旧时那么重视的‘文魁’匾额都没有地方挂，因此暂时移居在外边。”
（摘自周遐寿《鲁迅的故家》）
鲁迅与农村小朋友
鲁迅在皇甫庄避难期间，和农民孩子们交上了知心朋友。至今，皇甫庄老人们还能记起，当年村里人亲切地唤鲁迅的母亲为“瑞姑奶奶”，叫鲁迅为“小倌人”。鲁迅这“小倌人”身材是矮墩墩的，脸是圆圆的，身材健壮，活泼好动。白天，鲁迅跟着农村小朋友一道去掘蚯蚓，一道扑在岸上钓虾。开始，鲁迅等上大半天，还钓不到几只虾，小朋友就热情地向他介绍钓虾的“诀窍”。很快，鲁迅有时半天也能钓上一碗虾了。有时，小朋友们看到鲁迅只钓到几只虾，就把自己的虾送给鲁迅。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鲁迅和小朋友们还一起去鲜草茂盛的河滩、田边放牛，一道在河上划船，一块到田间去摘罗汉豆。在演社戏的晚上，鲁迅和皇甫庄的小朋友们更是兴高采烈地一起去看戏。
二、《社戏》二题
宋聚轩
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中有两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人涉及。笔者教学过程中查阅了一些资料，现整理出来，以资参考。
关于看社戏的时间
《社戏》中写道：“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又说，赵庄之所以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课文注释云：春赛即“春天举行的赛会”。据此，一般人都认为，看社戏的时间是在春天，其实，这是不确切的。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其理由有三：
第一，《社戏》中说，我到外祖母家去，是在“扫墓完毕之后”。那么，浙江绍兴一带的扫墓是在什么时间呢？据《越谚·风俗部》云：乡下墓祭一年间共有三次，一是“拜坟岁、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谒墓”；二是“上坟，即扫墓也，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春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三是“送寒衣，十月祭墓之名，亦数人而已。”《越谚》的作者范啸风，别号扁舟子，绍兴城附近皇甫庄人。鲁迅的外祖父鲁晴轩中举后迁居皇甫庄，租赁的就是范啸风的房屋。他的话是可信的。另据周作人回忆：“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而“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把以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分析，《社戏》中所说的扫墓，是指清明上坟无疑了。又据顾铁卿所著《清嘉录·卷三》云：所谓清明上坟，并非仅仅指清明节那一天，而是“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那么，小说中所说的“在扫墓完毕之后”，当然应该是在夏初了。
第二，从《社戏》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看，也是在初夏。“碧绿的豆麦田地”，“罗汉豆正旺相”，这被称为“罗汉豆”的蚕豆，在浙东一带，是越冬植物，清明以后才开始结果，到夏季才能收割。能剥了煮着吃的时候，当然是在初夏了，另外，小说中还写道，看社戏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们，“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水果当然也只能到夏季才有。
第三，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地方戏》中明确写道：“本文（指《社戏》——引者注）中说：‘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这是题目的说明，但实际上这种演戏大抵是在夏天”。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而不是在春天。
社戏演出的内容
关于社戏演出的内容，小说中是这样记述的：首先是“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几个赤膊的人翻了一阵筋斗，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然后是“一个红衫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最后是老旦出台慢慢地唱。这究竟是一出什么戏呢？据徐金《鲁迅和绍兴戏》一文考证，这是绍兴戏《游园吊打》，该戏叙述的是唐朝宰相卢杞陷害忠良、纵子作恶，终于被惩的故事。卢把的儿子（剧中称为恶少）带了帮闲家丁到忠良朱文光家抢亲，被朱文光抓住打了一顿，直到写了服辩（悔过书）方才罢休，服辩词云：恶少——抢姣姣；家丁——惹祸苗；恶少——下遭再来抢姣姣；家丁——变猪变狗变阿猫。小说中被绑在台柱上的红衫小丑就是卢杞的儿子，那个花白胡子的就是忠良朱文光。
另据周作人回忆，小说中所写的社戏的内容，“是绍兴戏中精彩之一”，“帮闲引了公子去抢姣姣，结果吊打了写服辩了事，……看过的人都不能忘记，……虽然他不曾说出是什么戏文来”。这段回忆，与《游园吊打》的情节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社戏》评析资料
唐弢
鲁迅的抒情笔墨表现得最多的是在劳动人民形象的塑造上，尤其是年青时和他一起游玩和生活过的农民的儿子。《故乡》和《社戏》因此受到普遍的注意。抒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主观的感情抒写，类似独白，有时是客观的画面描绘，纯是图象，有时则是感情抒写与画面描绘的结合，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至于感情抒写与画面描绘相结合的例子，在鲁迅小说里很多，我以为《社戏》写回程那一段很典型：（唐弢引这一段，请见课本，此处从略）这个例子的画面描绘比感情抒写多一点，因为主要是风景。除了“我”疑心老旦已经退场、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之外，小朋友们议论戏子，或骂，或笑；夜渔的老渔父停下艇子来看着喝采，都是生活——也即画面的一部分，理论上属于客观描写，不过这些客观描写还是蘸上了主观感情，因为整个故事在回忆中进行，字里行间，时时可见童心的跳动，散发出对儿时生活的那种悠然神往的抒情气息。比如，煮罗汉豆以后，双喜担心用了八公公船上的柴盐，老头子很细心，知道了会骂的。“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纯粹是孩子的设想，孩子的口吻。这时候，小说展开给我们的是诗的意境，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天地，饱含着天真和稚气的抒情的天地。
《社戏》创作意图
《社戏》是鲁迅先生用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收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里。作品里的“我”，是鲁迅先生把自传性的材料加以艺术提炼塑造出来的人物。“我”——迅哥儿，虽然不能说就是作者，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鲁迅先生的思想面貌和身世经历。
这篇作品跟鲁迅早期的其它作品一样，也反映了他的改革社会，必须先清除封建统治阶级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充满了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社戏》通过写“我”于辛亥革命前后，在北京、绍兴两地看戏过程的耳闻目睹的强烈对照，有力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市剧院内外的腐败、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猛烈地抨击了军阀统治下的丑恶的社会现实。说明：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封建的思想文化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人民仍旧处于麻木状态，那么一切革新都将是空谈。然而希望究竟在哪里呢？在“乐土”上生活的童年伙伴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有着美好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受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为了使我们的后代不再过“辛苦展转的生活”或者“辛苦麻木的生活”……而过上“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那就必须战斗。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这就是本篇作品写作的意图。
《社戏》实际暗含了作者的社会理想“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在鲁迅眼里，中国的戏院不过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他对中国戏院的观察与感受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与国民性的认识与发现。
《社戏》写作背景
《社戏》写于1922年10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说那是“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的事。从作品发表时算起，倒数上去二十年，便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例如刚刚经过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者正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紧奴役和盘剥中国人民。鲁迅先生于1902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留学于日本，1909至1911年年底先后任教于杭州、绍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于1912年1月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鲁迅先生非常兴奋，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并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部员，后随教育部迁北京。此后接连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他说“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终于使他认识到，经过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现状“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没有什么改变。
十月革命给正在沉思、探索的鲁迅以强烈的震动，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使鲁迅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于是用笔起来无情地揭露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发出“救救孩子”和推翻封建“铁屋子”的号召。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向敌人接连投去匕首和投枪，表现了鲜明的革命者的立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了小说《社戏》。
(以上资料由虹教附中搜集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