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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 页 > 语文 > 鄂教版 > 鄂教版九年级上册作文 > 《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 人气指数:[ 11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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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 |
| 鄂教版九年级语文上册《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理解.探究】 对“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他的主张。结合各自的生活体验，举行一次讨论会，谈谈你的看法。 【观点参考】 读书与政治杂谈 在工科学校的学生中，对政治课不感兴趣的十有八、九，一听到说上政治课，借故请假的多了，无故逃课的也不少。究其原因，是不理解政治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 作为一个社会人，片面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 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回头读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姚雪垠的《李自成》，就可以知道，李自成的政治意识之浓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家境贫寒，幼小的时候读书少，青年时期伴随着“虎吼雷鸣马啸啸”的战事度过，没有读书的机会，因此，在战争胜利后缺乏治国安民之道，丧失艰苦奋斗之心，最终难以驾驽时局，以致早年结下生死之交的弟兄互相诋毁、猜嫉与残杀，演出了魂断九宫山的悲剧。 真正的政治家没有不努力读书的，完全不读书的政治家是不可思议的。秦王朝的建立是历代秦国国王历经百年奋斗的结果，然而秦始皇却忽视了读书的重要性，这不是否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劳，也不是否定秦始皇的读书，而是当时秦始皇确实“无书可读”，“焚书坑儒”几乎堙没了诸子学说，上古的历史又缺乏文字记载，哪还有书可读？于是，他用自己的行为写书，他用自己的统治创造知识，他用自己的“失败”写就了一篇传世之作供后人阅读。唐代的李世民不但自己好学，才学渊博，智勇双全，还广揽有识之士磋商学问，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治学典范，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毛泽东治学的严谨和风范是众所周知的，读一读他的[沁园春]《雪》，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家”的文学巨匠所体现出来的通天豪气和政治卓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著出了改变世界战争模式、并将继续影响今后战争模式（目前各国的特种兵的建设的理论就源出于此）发展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其渊博的文、史、哲等知识应用于军事、政治斗争中，成就了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致使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历史上也少有出其右者。 不问政治而死读书的人，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可能不关心政治，完全不懂政治的学者，其学问是不完整的，因为学问常常是与政治挂钩的。而政治同经济、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是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的前提。当然，这里讲的政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只有了解政治，才能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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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裴老师 2013/7/13 8:12:56 打印 回复 短信 | ||
| 2 | 《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 |
| 【观点参考】 参考一：怎么能“事事关心？ 早晨一来到办公室，就随手打开了放在办公桌上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杂文集。让人惊奇的是，打开的页面正是那篇著名的《事事关心》的文章，看了一下书页数，第156-157-158页。我昨天从书摊买来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看一下这篇文章，可是，很奇怪，就是没看到，翻了一下目录，也因为匆匆的心情，也没有看到文题。当时我就怀疑，是否这篇杂文在再版的时候被删除了，记得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这篇文章时，书上注释上明明说，该文选自《燕山夜话》。由于昨天事情较多，也没过多地计较，翻了几遍后没有找到也就作罢了，可没曾想，今天一翻书页，就打开了这篇文章，真是奇了！于是，我静下心来，把这篇文章重温了一遍。 《事事关心》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文中说，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同样，不问政治而死读书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决不是真正有学问的学者。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决不能不关心政治。所以，这篇文章开头，就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对联为话题说开去，精辟地阐说了“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文中还说，我们只要懂得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的道理就够了。 然而，在当下，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这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呢？真不好说啊！ 我在文章开头所叙，想急切地打开那篇文章，可就是找不到它，而在无意间，它却神奇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颇为感慨。有时，你想急切地做某事，而且总想很快把事情做成功，可偏偏事与愿违，挫折和失败让你苦不堪言。有时感觉，事事关心的越多，受到的伤害就越多，可就在你心灰意冷的时候，成功却悄然而至，然而，此时你却没有多少兴奋和欢乐了，因为你已近似麻木不仁了，象一方湖水，原来清澈纯净，微风一来，细波荡漾，可现在，污泥已混浊湖水，微风难以让它迷人地荡漾。当然，成功最后能向你走来，总还是非常幸运的，这说明苍天有情，天不绝路！但又有多少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呢？ 身处校园，几乎天天是，读书声，声声入耳，也常常有“风声、雨声”相和，诗意流动，清雅荡漾，行走其间，却没有多少激情，如此这般，还有心情去说什么“事事关心”？ 参考二：读书：政治宣传的真相 乔姆斯基是一个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在美国他不仅没被流亡或坐政治监牢，反而被冠以“美国良心”的美誉，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明证。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美国左派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媒体控制》一书可说是“反党反政府”的禁书典型。开篇讲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历史，先从一战美国威尔逊政府通过无中生有污蔑匈人大屠杀和日耳曼人刺杀婴儿等假证唤起国内民众的参战意识开始，然后才是希特勒如何学样，为德国民众洗脑。此后贯穿全书的统一信息都围绕着认清政府政治宣传的真相展开，尤其是对知识界的洗脑和对异见的打压。 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政宣理念上有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大众是愚蠢的，不知道如何最大化集体的利益，需要少数精英替他们做出最优决定； 二是简单重复是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应避免任何复杂或具有多种解释可能的高级观点，要将政治宣传口号化，简单化，重复再重复，深深印进无知大众的心田。这其实和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著有《公众舆论》一书的沃尔特·李普曼观点十分相似：“大众观念完全不能理解公共利益（the common interests elude public opinion entirely）”，它只能被一部分“特别阶层（specialized class）”所理解并进行管理；大众是“迷惑的羊群（the bewildered herd）”，“特别阶层”要保护“迷惑的羊群”不相互踩踏，力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乔姆斯基对这一派精英对大众的社会观念极为不屑，他指出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其实和集权社会的大棒一个道理，只不过前者更为隐蔽，狡猾，更具欺骗性。 乔姆斯基总结一个民主社会基本有两个功能： 精英层进行决策，大众则被排除在决策思考计划执行之外，只观察，却并不亲身参与。但为了体现所谓的“民主决策”，“迷惑的羊群”们仍被赋予选举权，然而这种权利的实质仅仅是：“我们想要某某人代表我们决策”，民众自己依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本身。 为了让大众接受这种实质上他们完全不能参与的决策运作方式，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宣传艺术便是制造共识。这基本上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权贵的利益便是大众的利益，尽管权贵只是一个社会的极小部分。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都必须以此为目标，一个人想要成功，就必须以服务权贵为目的，想方设法进入 “特别阶层”；二是对于那些无法或不愿进入“特别阶层”的其余大众，则用各种各样的娱乐媒体来麻痹他们、干扰他们，比如“超级碗”橄榄球赛，比如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情景喜剧和铺天盖地的选秀选美选傻瓜。 针对民主社会政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庞大的公共关系产业，其最关键职责就是控制公共思想。 乔姆斯基举了193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约翰斯敦钢铁工业罢工的例子。PR人员成功用“我们的利益”来混淆了罢工者、企业家、家属等不同群体的利益区别，宣传所有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罢工者是在破坏大家庭的内部和谐，是在破坏“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一宣传策略的关键就是用抽象、空泛、贫乏的词汇来混淆视听，比如“国家利益”，“和谐社会”，“支援部队”等等。我个人的感觉则是一旦宣传中自称代表“人民”，使用 “追求民主自由”等假大空抽象用语，听众就该保持高度警惕。而那些不说具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只知道拿“人民”当统一挡箭牌万灵丹的政客则大多极度危险，居心叵测。 乔姆斯基是“不服从文化（dissident culture）”的拥簇，这跟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强调的艺术家之责任不谋而合。布努艾尔说艺术家们可“构成一个极其重要的不服从边缘。感谢他们，当权者永远不能断言人人都赞同他们的行为。……一旦权势感觉它是完全正义且被赞同时，它会立刻摧毁我们仅余的自由，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媒体控制》一书1991年首印，2002年再版，都是布什父子在中东大开海湾之战的敏感时期。在“敌军游行”一章中，乔姆斯基公然拿布什家族比较希特勒；后面“火星记者”一文中更是拿美国的官方反恐政策和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实质上都是“通过恐吓、威胁或灌注恐惧”等有计划的暴力打击来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但乔姆斯基的批评并非以“破”为全部目的，他还要“立”，立公众的参政论政意识，立不服从文化，立对历史真相和媒体真相的独立思考，立每一位公民对历史、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全民责任。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诸多不满，对民主社会的发展忧心忡忡，但像他这样点名道姓公开指责当权政府谎言和罪行的政治评论家不仅没去流亡，或坐政治监，还被冠以“美国良心”之称，不能不说本身就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大证明。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一个社会能让乔姆斯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欣欣向荣，那这个国家就终究还存留希望。 （摘自：读书会的博客） 诺姆·乔姆斯基 诺姆·乔姆斯基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博士（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乔姆斯基层级：根据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对形式语言做的分类。 乔姆斯基还因他对政治的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从1960年评论越南战争以来，他的媒体和政治评论便越来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 乔姆斯基把自己归为自由社会主义者，并且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情者。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说，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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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裴老师 2013/7/22 18:59:57 打印 回复 短信 | ||
| 3 | 《事事关心》课后理解.探究四：结合各自生活体验，举行一次“努力读书”与“关心政治”讨论会 | |
| 【相关资料】 陈晋：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 作者：何青青 一、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 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后者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他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读《徐霞客游记》，他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这些年才知道，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从中国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第二，活到老、读到老。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第三，真读真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事实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三、编书、荐书和讲书：毛泽东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关于编书。 编书就是根据某种需要择书而读。早在读师范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又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起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读。例如，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他讲:“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他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关于荐书。 毛泽东荐书，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一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这里只讲讲毛泽东晚年私下荐书的情况。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他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关于讲书。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做事情、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为了改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的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读书治国的误区或回复传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什么的。 但无论怎样讲，毛泽东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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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裴老师 2013/7/22 19:00:49 打印 回复 短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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